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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网乌鲁木齐6月26日电(王小军 龚喜杰 石双)昔日的克孜尔，除了荒芜，还是荒芜；今日的克孜尔，绿意浓浓，鲜花盛开。在盛夏的高温中，走进克孜尔石窟，河水潺潺，凉风习习，燥热仿佛一扫而光，浮躁似乎被风吹走。仰头望去，鸠摩罗什雕像在高台之上，越过时间的尘埃，脸上洋溢着笑意……

克孜尔石窟前静立的鸠摩罗什塑像。　石双 摄

　　克孜尔石窟坐落在新疆拜城县克孜尔乡东南7公里处。石窟内，349个洞窟中有编号的269个，呈东西走向，在绵延约1.7公里的却勒塔格山崖体上分层错落分布，并按山势自然走向，分为四个石窟分布区域，即谷西区、谷内区、谷东区和后山区，遗存约16000平方米壁画和部分彩绘塑像，以及多处窟前建筑构件遗迹。

　　这个开凿于公元3世纪的石窟，停建于公元8-9世纪，衰落于公元13世纪中叶，延续时间之长不但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在世界各国也是绝无仅有的。

　　新中国成立后，克孜尔石窟得到了保护。1961年，克孜尔石窟被列为中国第一批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克孜尔石窟作为中国、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联合申遗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中的一处遗址点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19年，克孜尔石窟成功创建国家4A级旅游景区。

克孜尔石窟内残存的壁画。　石双 摄

　　作为中国新疆现存最早、规模最大、洞窟类型最齐备、影响广泛的石窟遗存，克孜尔石窟以独特的洞窟形制和壁画风格，明显揭示出佛教文明向东传播的历史轨迹，以及在传播过程中所形成的本土化过程。

　　克孜尔石窟包括中心柱窟、大像窟、方形窟、僧房窟、龛窟、异形窟洞窟类型及由上述洞窟类型组合形成的多种洞窟组合形式。

　　最具特点的是中心柱窟和大像窟。中心柱式的龟兹型窟是克孜尔石窟形制方面的最大特色和创新，系在石窟中央凿出一方形柱体，象征着佛塔，主体正面开龛，内置佛像，有坐佛、立佛和巨大的卧佛。可惜的是，经过各种盗挖和破坏，如今很多佛像已不再，大多只留下空空的佛龛。

　　当地人非常聪明，他们一方面保留着佛教发源地的一些特色，把佛塔作为礼拜的中心；一方面又融合当地砂岩的结构特点和游牧民族的丧葬习俗等，在中心柱上开龛放置佛像，使其具有了佛塔和佛像崇拜双重功用，并使中心塔与窟顶相接，起到支撑柱作用；同时区分出洞窟前后室，形成了葱岭以西所没有的中心柱式石窟，故而称龟兹型窟。龟兹型窟显著影响了甘肃河西走廊地区的敦煌石窟、中原地区的龙门石窟、云冈石窟中早期的洞窟形制，在这些地区的石窟中，都能找到龟兹型窟的影子。

　　大像窟也是礼拜用窟，一般无前室，只有主室、后室和中心柱部分。克孜尔大像窟是世界同类洞窟中现存开凿年代最早者，以第47窟为代表的6处石窟内置有大型立佛，佛像均高10米以上，称为大像窟。这种在洞窟内雕塑大佛的传统对新疆以东地区石窟的开凿产生了重大影响。

　　克孜尔石窟的雕塑艺术也非常独特，主要以彩绘泥塑、木雕、石雕等艺术形式来表现佛、菩萨、天人等佛教内容，与石窟建筑和壁画融为一体，烘托出清净、庄严的氛围。在艺术表现与风格上以本土和中原艺术为基础，融合犍陀罗、笈多及萨珊波斯艺术的特点，形成了独特的龟兹雕塑艺术风格，曾对中国甘肃河西走廊地区及中原佛教造像产生了深远影响。

　　目前，克孜尔石窟遗存下来的雕塑较少，主要是彩绘泥塑，也有少量木雕，如1907年至1914年间德国探险队掠走的彩绘泥塑头像、人面像身塑像、木雕伎乐和木雕立佛等(这些作品目前藏于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工作者在克孜尔石窟寺陆续发现一些残破的泥塑头像，在克孜尔石窟新1号窟右甬道外侧壁则发现了一躯立像下部，后室发现一头部已损、躯干尚存的涅槃像，第196窟后室前壁龛内则发现有石蕊像等，留下了珍贵的实物。

克孜尔石窟内残存的壁画。　石双 摄

　　克孜尔石窟是古龟兹人文发展的一部历史大典，壁画中所展现的龟兹民族的语言、人种、服饰、信仰以及生产、生活与乐舞活动场景，生动再现了龟兹作为古丝绸之路重要枢纽的昔日繁荣，为已消失的文明提供了独特见证。

　　石窟保存了丰富的公元3—8世纪中叶佛教故事画遗存。其壁画题材和内容以本生故事、因缘故事和佛传故事等释迦牟尼故事画为主，反映出龟兹地区盛行的小乘说一切有部“惟礼释迦”的思想。本生故事和因缘故事都约100余种，佛传故事60多种，佛教故事画内容之丰富独树一帜，被誉为“佛教故事的海洋”。

　　在第14窟主室券顶，绘有菱格本生故事画。这种菱形格构图是克孜尔壁画典型的构图形式和重要的艺术成就之一，主要出现在禅修壁画里，其形态是山峦的重叠，后来逐渐发展成以菱形格为基本单元，组合成四方连续的菱格图案化构图形式，一座山峦为一个单元，每一个菱形格内绘制一个故事。

　　直至公元5—6世纪，菱形格构图成为克孜尔石窟券顶壁画最主要的构图形式。菱形格构图表现的山峦是佛教世界中心的须弥山，既有佛教教义的象征性，又有画面布局的合理性。这种构图形式，不仅对石窟空间起到了装饰作用，还增加了壁画的容量。

　　克孜尔石窟壁画艺术既源于本土的深厚文化底蕴，又对外来文化进行了兼收并蓄和融合。壁画的色彩结构主要是按照“随类赋彩”的法则，在人物晕染方面采用了“凹凸画法”，先用白粉平涂，后以赭石色或橘黄色的铅丹沿人的身体轮廓线向内渐变式晕染，越向里越浅，表现出很强的立体效果。

　　多元化的克孜尔石窟壁画艺术被誉为“中亚艺术发展的顶峰”，对甘肃河西走廊地区的敦煌石窟、炳灵寺石窟等石窟的早期壁画艺术，以及中原地区的古代重彩画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克孜尔石窟作为丝绸之路承载世界文明，以及多元文化融合交汇、佛教传播进程不可替代的历史典范，历经千载，虽然满目沧桑与斑驳，但其跨民族、跨文化的包容性与兼收并蓄的多元化创造，依然当之无愧地成为造福人类文明和文化艺术发展承前启后的摇篮。(完)

　　记者6月26日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获悉，2021～2022年，为配合城市基本建设，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西安城西片区相继发掘魏晋至明清时期墓葬1200余座，完善了该区域从魏晋、十六国、北朝、隋唐、宋金到明清各期墓葬的演变序列。其中陈家寨墓地两年度共计清理有北朝隋唐时期中小型墓葬581座和金代墓葬2座，出土文物约有1500余件组，跨越北朝隋唐近500年的历史时期，是目前陕西关中地区发掘这一时期中小型墓葬数量最多的一次。

　　同时，三民墓地发掘西晋至隋唐时期中小型墓葬280余座，其中唐代宫人墓地为本次考古重要收获，宫人墓共计57座，随葬品以陶罐、壶为主，部分墓葬见有贝壳、铜镜、玉石饰品和黛板等女性妆扮用品。根据墓葬形制和随葬品分析，墓葬时代当属唐代初期。经鉴定，20座人骨保存较好的墓葬墓主皆系20～30岁的年轻女性。这批墓葬形制与葬俗一致，排列有序，显然经过严谨规划。结合以往在此地西南发现的唐太宗、高宗及中宗时期的宫人墓志推测，此次发现的墓葬应系唐初宫人墓。该墓地的发掘首次发现了唐代宫人墓地东兆沟，明确了墓葬排列方式，进一步确定了宫人墓地的分布范围及其埋葬序列。

　　贺家墓地发现一座长斜坡墓道双天井砖室壁画墓，总长不足15米、深3.3米，使用石封门，甬道及墓室绘制壁画。根据墓志铭记载，墓主康比比或为粟特人，葬于开元四年(公元716年)，为唐长安城西郊目前发现最早壁画墓。墓室东壁的乐舞场景清新悠闲，各人物间的排布错落有致，正中欣赏乐舞的胡人女性形象极有可能为墓主人，在以往的唐墓壁画中少见。出土随葬品43件(组)，主要以彩绘陶俑为主，其中天王俑脚踏5只小鬼，造型复杂，胡人俑肌肉紧绷，齿舌毕现，堪称精品。该墓部分壁画内容同期少见，分布位置特殊，体现出玄宗规范丧葬制度之前壁画存在的多样性，为神龙至开元晚期唐墓壁画的演变提供了实证资料。(总台记者 雷恺) 【编辑:黄钰涵】